卑诗省上诉法院将就 AB 诉 CD 一案举行口头辩论,司法中心是该案的介入方。
本案涉及一名出生时为女性的未成年人接受睾酮治疗以进行性别转换。下级法院的命令禁止公布这名出生时为女性的儿童(“AB”)、其父亲(“CD”)、其母亲(“EF”)以及参与本案的医疗专业人员的姓名。该命令还禁止使用“她”和“她的”来指代这名出生时为女性的儿童。
父母大约四年前离婚。从那时起,他们的女儿经常在学校惹麻烦,需要定期接受学校心理咨询。在学校心理咨询师的支持和鼓励下,这个女孩开始向男性身份转变,包括取一个男性名字。尽管孩子由他和前妻共同抚养,而且他依法有权了解所有与孩子相关的重大事件和进展,但这件事一直瞒着父亲。直到他在学校年鉴上看到女儿穿着男孩的衣服,照片下方还标注着一个男性名字,他才得知此事。
孩子继续与学校辅导员会面,辅导员支持AB以男性身份示人。他们将孩子转介给一位心理学家(“IJ医生”),IJ医生随后又将孩子转介给卑诗省儿童医院的“GH医生”。2018年12月,GH医生致信孩子的父亲,称儿童医院将在两周内开始给孩子注射睾酮,但并未征得父亲的同意。父亲随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治疗。
2019 年 2 月 27 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法官鲍登宣布,为了孩子的最大利益,应该让孩子接受有争议的异性激素治疗和/或青春期抑制药物,和/或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儿童医院可能建议的任何其他治疗,包括乳房切除术等手术。
鲍登法官下令,应承认并称呼这名出生时为女孩的孩子为男孩,并且在法律诉讼和日常交往中,都只能使用孩子新的男性名字。本命令适用于AB的父亲以及所有相关人员。
此外,鲍登法官还明确禁止父亲试图说服AB放弃这项可能带来终身改变的永久性后果的实验性治疗。鲍登法官认为,根据卑诗省《家庭法》,称呼这名女婴出生时所取的名字,或试图说服孩子放弃不可逆转的治疗,都构成“家庭暴力”。
作为介入方,司法中心提交了书面陈述,阐述了儿童享有受最了解他们、最爱他们的人——他们的父母——保护的合法权利。《权利宪章》保护父母在养育和照顾子女方面的自由和安全权益,包括在诸如参与选择性、不可逆转的医疗干预等根本性事项上为子女做出决定的权利。司法中心的案情摘要指出:
加拿大各地的父母有充分的理由选择心理治疗和青春期自然过渡,而不是通过性别肯定疗法和异性激素来应对性别焦虑。对于女性患者而言,完整的变性手术不仅会导致终身依赖异性激素,还包括切除女性生殖器、子宫和乳房。加拿大父母理所当然地担忧子女的长期福祉,包括可能无法建立令人满意的性关系、永久不孕以及日后深深的悔恨。这些后果对于尚未发育成熟的儿童来说过于严重,他们难以充分理解。
关于法院强制孩子父亲称呼孩子为男性并使用男性名字一事,司法中心提交的意见指出,强制言论侵犯了《权利与自由宪章》第2(b)条所保护的言论自由。加拿大最高法院曾将强制言论描述为“极权主义,因此与加拿大等自由国家的传统格格不入”。《权利与自由宪章》不仅保护每个人的言论、听觉和聆听自由,还保护公民不受政府(包括法院)强迫发表非本人意愿言论的权利。卑诗省下级法院命令孩子父亲不得劝阻孩子接受一项实验性且不可逆转的医疗治疗,侵犯了父亲受《权利与自由宪章》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司法中心的案情陈述如下:
国家不能合法地强迫父母同意并支持某种治疗,如果父母有充分理由认为这种治疗对易受影响的儿童有害、危险且有损其利益。国家也不能强迫父母忘记女儿,转而记住儿子。
2018年秋季,卑诗省儿童医院的工作人员在孩子父亲提起诉讼前几个月就一直施压,要求他同意孩子接受治疗。这位父亲对治疗方案深感担忧,也担心在未充分考虑如何治疗AB的抑郁症之前就开始治疗。
根据 2011 年瑞典的一项研究,接受肯定疗法、跨性别激素疗法和身体手术的人会经历终身心理创伤,自杀率比普通人群高 19 倍。
此外,异性激素会导致不可逆转的改变,例如增加患癌症、心脏病、骨质疏松症和永久性不孕的风险。其他改变包括永久性变声、面部毛发增多和骨密度降低。
2018年,布朗大学发表了丽莎·利特曼(Lisa Littman)的一项案例研究结果,该研究调查了256位家长,揭示了青春期女孩性别焦虑症的快速出现。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的使用和同伴影响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双重因素。
性别焦虑通常与心理健康问题和童年创伤有关。它可能由同伴压力或社会环境引发。但性别认同障碍通常会在青春期后消失。
为AB治疗的心理学家IJ博士曾公开表示,只有2%到20%的跨性别儿童会一直保持跨性别身份。绝大多数人长大后会自然而然地改变性别认同。IJ博士的说法与医学研究相符,研究表明,超过80%的性别认同障碍儿童在18岁时会接受自己的生理性别,而无需接受“性别肯定疗法”和异性激素治疗。
然而,如果性别认同障碍的儿童接受青春期抑制药物和异性激素治疗,大多数儿童在 18 岁以后仍会继续进行性别转换过程。
加拿大各地的父母,无论信仰、种族或政治观点如何,都对子女的健康和长远幸福怀有深切的个人关切。《权利与自由宪章》与《联合国儿童权利宣言》一样,承认父母通常比国家更有能力养育子女,并就子女的照护做出决定。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权利与自由宪章》赋予父母为子女福祉做出决定的普遍权利。法律承认,没有人比父母更关心保护子女。
法律上何为“成熟的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被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成熟”(能够独立于父母和政府做出成年人的决定)的部分依据是其思考复杂问题的能力,以及成熟地处理不同观点的能力。在涉及拒绝接受救命输血的青少年耶和华见证人的案例中,法院在评估未成年人是否在法律意义上“成熟”并能够独立做出决定时,会考虑其倾听和考虑不同观点的能力。如果一个孩子已经承受着巨大的情绪和精神压力,以至于无法理性地思考和考虑相互矛盾的医疗意见,那么她将无法处理不同的建议(例如,医生敦促她接受输血,而宗教领袖敦促她拒绝),因此不能被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成熟”。
鲍登法官的命令禁止父亲试图说服其女儿放弃实验性且不可逆的睾酮治疗。该命令的前提是,孩子尚未成熟到足以处理不同的意见,也无法权衡各种选择的利弊。如果这一前提成立,则意味着孩子尚未达到心智成熟的未成年人标准。如果孩子尚未达到心智成熟的未成年人标准,则无权决定是否接受重大且不可逆的医疗治疗;这应由父母决定。然而,下级法院认为孩子已经足够成熟,可以决定是否接受实验性医疗治疗,但还不足以应对父亲的反对意见。
在父母同意之前,或者孩子达到“成熟未成年人”的年龄并获得其心智成熟度之前,不应进行不可逆转的医疗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