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我有幸在安大略省汉密尔顿聆听了大屠杀幸存者和人权倡导者维拉·沙拉夫的演讲。
维拉·沙拉夫 (Vera Sharav) 的儿子在二十出头时因服用抗抑郁药物的副作用突然意外去世，之后她创立了人类研究与保护联盟。
据她所述，医疗当局明知该药物存在危险的副作用，却未发出警告。
几十年来，维拉·沙拉夫（现年 86 岁）一直不遗余力地倡导遵守《纽伦堡法典》。该法典于 1947 年出台，是为了回应纳粹医生未经病人同意对其进行医学实验的审判和定罪。
令人遗憾的是，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纽伦堡法典中关于医疗治疗需获得充分知情同意的基本原则屡遭各国政府和企业违反。
最近，从 2021 年秋季开始，政府剥夺了未接种新冠疫苗的加拿大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并强迫全体民众向完全陌生的人透露个人和隐私的医疗信息。
当加拿大政府以失业威胁和其他形式的胁迫手段迫使人们接种新冠疫苗时，CTV 新闻的妮可·博加特辩称，这并未违反纽伦堡法典，因为这种新疫苗是“政府批准的”。
博加特女士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纳粹医生对不情愿的囚犯进行的医学实验也是“得到政府批准的”。
《纽伦堡法典》的核心原则是患者本人充分知情并同意治疗。治疗方案是否“获得政府批准”无关紧要，《纽伦堡法典》中也未提及这一点。
不幸的是，大多数加拿大人对希特勒 1933 年掌权到 1941 年开始大规模屠杀这八年间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在大规模屠杀开始之前，犹太人的基本人权就被逐渐剥夺了。
犹太人一步步被迫退出公务员队伍、学术界、司法界、法律界、医疗界以及其他生活领域。
最终，犹太人和雅利安人之间的通婚被宣布为非法。犹太人被迫在公共场合佩戴黄色星形标志。
1938 年 11 月 9 日，德国各地犹太人拥有的商店（此前已受到政府支持的抵制）遭到破坏，犹太教堂被纵火焚烧：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碎玻璃之夜”。
德国消防员眼睁睁地看着犹太教堂被烧毁，他们只是出手阻止火势蔓延到其他建筑物。
正如维拉·沙拉夫在2022年纽伦堡法典颁布75周年纪念活动上的演讲中所解释的那样：
“大屠杀并非始于奥斯维辛和特雷布林卡的毒气室。在此之前，个人自由已受到长达九年的逐步限制，法律权利和公民权利也遭到中止。”
“这一切都是靠煽动恐惧和仇恨的宣传铺垫的。一系列羞辱性的歧视性政府法令将犹太人妖魔化为‘疾病传播者’。”
“我们被比作虱子。医学偏离了其治愈的使命，沦为了武器。”
“1933年，歧视的主要目标是犹太人。今天，目标是那些拒绝注射的人……媒体对此保持沉默——就像当时一样。”
纳粹大屠杀的发生和发展，都源于人们盲目服从政府法令，而不是独立思考。
在德国犹太人逐渐沦为本国二等公民的同时，所有德国人都放弃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良心自由、父母在教育方面的权利等等。
只有当这些自由被摧毁时，政府才能成功地对属于“错误”群体的公民进行大规模屠杀。
自2020年3月以来，加拿大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遭到了严重破坏。加拿大人在不同程度上放弃了许多基本权利和自由。
许多加拿大人出于“公共利益”的名义，心甘情愿、毫无异议甚至满怀感激地这样做，但这都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当公民的权利被暂停或取消时，即使是在公民同意的情况下，政府也不再受法治、宪法要求甚至基本道德的约束。
不应将纳粹大屠杀与强制接种疫苗政策相提并论。
但与此同时，世界应该听取维拉·沙拉夫关于盲目服从权威的危险的警告。
公民不应因为政客声称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不如某些所谓的更高利益重要而放弃公民自由。
约翰·卡佩 –西部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