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该存在政府认可的记者这种东西。

然而，加拿大通过《所得税法》创造了这种概念，该法给予渥太华认定的“合格的加拿大新闻机构”特殊待遇。

Rebel News申请了这项资格，但国家税务部长拒绝了。现在，联邦上诉法院维持了这一决定。

无论人们对 Rebel News 有何看法，任何相信新闻自由的人都应该对此感到不安。

没有人认为Rebel News应该获得目前给予CBC的政府资助。问题在于，政客和官僚不应该决定哪些媒体机构有资格获得特殊的财政待遇（无论是通过拨款还是减税），从而被认为足够合法、足够平衡或足够具有新闻价值。

要获得纳税人的钱，媒体机构必须按照“多种视角”、为被批评者提供反驳机会以及替代解释和分析等标准，制作足够多的“原创新闻”。

这些实际上都是非常可靠的新闻从业规范。但当政府官员被赋予权力来决定谁“正确”遵循了这些标准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Rebel News毫不掩饰其世界观。其报道立场保守、自由主义、民粹主义，且偏右。这种坦诚的态度远比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环球电视台（Global）、CTV等政府资助媒体每日兜售的虚假“中立”和“客观”宣言更能服务于加拿大公众。

给我找出一个没有世界观的记者，我就能给你找出一个说谎的人。

曾几何时，报纸会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读者们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报纸倾向自由派，哪些倾向保守派，因为报纸上会明确标明。没有人会天真地以为记者、编辑和出版商是没有政治观点的人。

如今，许多媒体都坚称自己只是“客观”的。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它的世界观不难辨别。政府增加支出、加强监管和干预通常会受到支持。而传统、保守和自由主义的观点则很少得到认真对待。

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后，我收听了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报道，其中充斥着反对该裁决的声音，但没有提供任何其他观点、解释或分析。

在封锁期间，政府资助的媒体几乎完全重复官方说法，而那些认为封锁弊大于利的医生和科学家则大多被忽视。

前加拿大广播公司（CBC）记者塔拉·亨利、特拉维斯·丹拉杰、杰森·昂劳和玛丽安·克洛瓦克都曾对该广播公司意识形态上的趋同性和对待异议观点的态度表示担忧。克洛瓦克甚至表示，在新冠疫情期间，加拿大广播公司“散布宣传”。

然而，Rebel News 却被认为是“不合格”的组织。

这揭示了更深层次的荒谬之处。

加拿大现在拥有一个政府既资助新闻业又帮助确定哪些组织属于合法新闻机构的媒体行业。

如果这就是自由的样子，我想我并不想要自由。

2025-26年度，加拿大广播公司（CBC）从纳税人那里获得了1.58亿加元的拨款。私营媒体每年通过新闻劳动税收抵免获得约70万加元的拨款，通过地方新闻倡议获得20万加元的拨款，并通过加拿大期刊基金获得75万至85万加元的拨款。

渥太华每年还花费约80万美元用于联邦广告。此外，还有更多公共资金通过加拿大媒体基金、加拿大电影电视局和加拿大国家电影局流入媒体行业。

如此巨额的政府资金流入一个其工作内容包括审查政府的行业，实在令人震惊。

冲突显而易见。

记者理应质问政客，揭露官僚机构的失职，挑战官方说法。然而，如今许多加拿大媒体机构却直接或间接地依赖这些政客和官僚机构的资金。

加拿大民众对新闻的信任度已降至37% ，较2018年下降了20个百分点，这是不争的事实。表示完全不信任媒体的比例也从17%上升至30%。如今，近一半的加拿大人有时或经常会避免阅读新闻。

渥太华的解决办法不应该是制定“更好”的标准来决定哪些记者值得政府批准。

它应该停止试图“批准”任何记者的做法。

《宪章》保护新闻自由，因为自由社会需要独立于国家运作的媒体。根据政府制定的标准发放的经济奖励和税收优惠会损害这种独立性。

Rebel News 需要努力说服加拿大人，其新闻报道值得阅读和支持。

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环球电视台 (Global)、CTV、各种网络媒体以及众多报纸和广播电台也应该如此。

解决之道并非继续向更多媒体机构提供政府优待，而是终止这种优待。

没有特殊的税收待遇。没有新闻补贴。政府不认证哪些新闻机构值得信赖。

真正自由的媒体应该对读者、观众和听众负责，而不是对渥太华负责。

John Carpay，文学士、法学士，是宪法自由司法中心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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