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各地,如今在各种公共会议上,都会例行公事般地要求听众进行原住民土地致谢。除少数例外情况外,这种相对较新的做法并未经过被迫参加这些政治声明的公民的辩论或批准。
生物化学教授、三个孩子的父亲杰弗里·霍斯曼(Geoffrey Horsman)就学校理事会会议上强制进行土地承认仪式一事,起诉了滑铁卢地区教育局(WRDSB)。霍斯曼教授被告知,土地承认仪式将继续作为学校理事会和WRDSB会议的惯例,质疑这项“以公平为导向的举措”的合理性可能会损害“我们社区成员的尊严”。换句话说:如果政治议题的辩论有可能引起冒犯,则不允许进行。
许多加拿大人认为,土地承认声明不过是虚伪的道德作秀,这些人根本没有意愿将自己所谓的“偷来的”土地赠予原住民。和其他加拿大人一样,土地承认声明的支持者也会把自己的房产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他们不会因为土地“被偷走”就无偿地把土地或房屋赠予原住民。
土地承认声明将一部分加拿大人提升到享有特殊地位的境地,凌驾于其他可能拥有欧洲、亚洲、非洲或上述族裔混合血统的加拿大人之上。这些声明是一种政治宣言,它基于种族、族裔、血统或出身划分了加拿大人。它们否定了“人人平等,不享有任何特权”的原则。
土地承认文件中常常包含关于“未割让”领土的不准确说法。事实上,原住民确实通过条约割让了他们的领土,这些条约正式确立了英国王室对如今加拿大领土的主权。而在几乎没有条约的卑诗省,情况则比人们通常描述的要复杂得多。
土地承认声明预设了自1500世纪至今大规模非原住民移民涌入加拿大是一个错误。拥有中国、波兰、英国、旁遮普、尼日利亚和法国血统的加拿大人被要求为生活在加拿大而感到愧疚。
认为非原住民移民加拿大是个错误的想法,源于对过去的一种天真浪漫化想象:仿佛原住民在欧洲人(以及后来的其他人)到来之前,一直和平共处,过着乌托邦式的生活。但事实是,原住民之间也曾互相争斗、杀戮、折磨和奴役,正如其他大陆上的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所做的那样。任何文化都有其阴暗面。人性是善恶交织的复杂混合体。原住民和其他人一样,拥有同样的人性。
对原住民土地的承认依赖于代代相传的罪责感:“因为我们偷走了他们的土地。” 但到了2025年,“我们”指的是谁?如今还有哪个加拿大人“偷走”了原住民的土地?强迫人们为他们曾曾曾曾曾曾祖父的罪过(无论真假)买单,并不能带来社会和谐,也不能促进不同族裔加拿大人之间的和解。
如果将代际罪责原则应用于今天的德国人和日本人,他们将被迫为他们的祖先在二战期间犯下的暴行付出代价。但这既不能为战争的受害者伸张正义,也不能为发动战争的人伸张正义。
在公共会议上强制加拿大人进行土地承认仪式违反了《权利与自由宪章》中关于政府机构在不同政治和宗教信仰方面保持中立的要求。几十年前,加拿大公立学校停止了在课堂上诵读《天主经》(主祷文),因为人们认为强迫无神论者、犹太教徒和其他非基督教徒的孩子这样做是不公平的。2015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在萨格奈市裁定,市长不得在市议会会议开始时诵读天主教祷文。
国家中立原则同样适用于土地承认声明,因为土地承认声明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乃至准宗教性质的声明。强制性的土地承认声明迫使霍斯曼教授和其他人被迫接受一份与他们所信奉的所有人与生俱来的尊严和平等相悖的声明。
此外,滑铁卢地区教育局禁止家长讨论土地认领,这显然违反了《宪章》保护的言论自由,并且完全违背了民主的宪法原则。
John Carpay,文学士、法学士,是宪法自由司法中心(www.jccf.ca)的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