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大法官理查德·瓦格纳应该完全回避加拿大最高法院对联邦政府上诉的审理，该上诉针对的是下级法院的裁决，该裁决谴责联邦政府非法援引《紧急状态法》来对抗和平的自由车队。

在联邦政府先后败诉于联邦法院和联邦上诉法院之后，最高法院现已同意受理渥太华的上诉。

2024年，联邦法院裁定特鲁多内阁在2022年2月未能遵守《紧急状态法》。当时并不存在需要应对的“国家紧急状态”，因此侵犯《宪章》权利和自由的行为是不合理的。

值得注意的是，联邦政府在判决书发布不到一小时后就提出了上诉，而联邦司法部甚至还没有阅读判决书。

两级法院均驳回了联邦政府关于已满足国家紧急状态法定要件的说法。冻结加拿大人银行账户的做法不合理地侵犯了《权利与自由宪章》赋予的权利和自由。

首席大法官瓦格纳不应参与此上诉案的裁决，因为他已经公开强烈反对“自由车队”运动。

2022年，瓦格纳将渥太华市中心的抗议活动描述为“劫持人质”和“无政府状态”的开端。他将这场抗议归咎于对加拿大法律的“无知”和“误解”。他还谴责了他所谓的对司法系统和民主制度的“攻击”，后来又将“自由车队”与“虚假信息”联系起来。

加拿大首席大法官就一些可能引发诉讼并最终诉至最高法院的事件发表如此非同寻常且完全不恰当的评论，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司法公正并非仅限于法官个人是否相信自己能够公正地审理案件。正义的实现也必须看得见。加拿大人不应被要求相信，一位曾公开谴责重大国家争议中某一方的法官，之后能够以完全中立的姿态处理同一争议。

这种担忧尤其严重，因为联邦政府的指控仍然依赖于对 2022 年 2 月实际发生的事情的歪曲描述。

渥太华在提交给最高法院的书面论证中声称，“自由车队”已经占领渥太华市中心数周之久，“看不到尽头”。

这种说法忽略了重要的证据。

在特鲁多内阁援引《紧急状态法》之前，抗议组织者已经与渥太华市政府达成协议，将卡车从市中心居民区移走。

渥太华市长办公室主任塞尔日·阿尔潘后来宣誓作证称，截至 2022 年 2 月 14 日中午，已有 102 辆卡车转移。大多数卡车完全离开了渥太华，而一些卡车则按照协议的规定转移到了惠灵顿街附近。

渥太华紧急和保护服务总经理金·阿约特也作证说，警方阻止了车辆驶入惠灵顿街。

联邦政府虚伪地将车队描述为“看不到尽头”的无限期占领，而事实上，和平抗议者当时已经将车辆从渥太华市中心转移出去，以执行与市政府达成的协议。

渥太华还大量利用阿尔伯塔省库茨和安大略省温莎的边境封锁，暗示加拿大正面临持续的全国性紧急状态，需要联邦政府动用非常权力。但事实上，在特鲁多援引《紧急状态法》之前，这些封锁早已被彻底解决并清除。

库茨事件和温莎事件都没有证明，在渥太华处理和平抗议者时，有必要动用非常紧急的权力。

政府提交给最高法院的材料进一步声称，“一些抗议者持有或佩戴了纳粹标志”，这再次重复了针对自由车队最持久的抹黑之一。

加拿大人实际看到的是一个身份不明、蒙面、手持纳粹旗帜的人，照片拍摄后此人便消失在视野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此人是“自由车队”的参与者或支持者。然而，这张照片却被反复用来抹黑成千上万的和平示威的加拿大人。

早在抗议者抵达渥太华之前，贾斯汀·特鲁多就已定下了基调，他将抗议者斥为持有“不可接受观点”的“边缘少数群体”。随后，加拿大政府资助的媒体采纳并放大了这种说法。

联邦政府现正请求最高法院推翻两项法院判决，这两项判决认定内阁未能满足援引《紧急状态法》的法律要求。此案的裁决应依据法条、证据和《权利宪章》，而非取决于法官是否赞成或反对抗议者。

首席大法官瓦格纳已经向加拿大人表达了他对“自由车队”的看法。他称这场抗议是劫持人质和无政府状态的典型例子，并将其归咎于对加拿大法律的无知和误解。这些言论在由同一事件直接引发的案件中，显然带有偏见。

回避不会影响上诉结果，也不会妨碍最高法院其他法官审理任何他们有权处理的法律问题。回避仅仅是为了体现对一项基本原则的尊重，即法院不仅要保持公正，而且要让外界看到法院的公正。

为了维护公众对加拿大最高法院的信心，首席大法官理查德·瓦格纳不应参与此案。

John Carpay，文学士、法学士，是宪法自由司法中心的主席。

请阅读《朱诺新闻》上的这篇专栏文章。